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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

愛就是不问值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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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

        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

                              

      ―――《色,戒》,张爱玲

 

 

   

迩来突然有句话时髦了起来:“通往女人灵魂的通道是阴道”。直白甚且略显骇俗的说法很吸引人注意力,后来我才知道,此语源自张爱玲,乍闻此信不禁哑然,可细想又似乎很是应该。张氏文字里面的那种淡漠与凉薄,也唯有她才好娓娓说来而不突兀。

原文是这样的:

“又有这句谚语:‘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过胃。’是说男人好吃,碰上会做菜款待他们的女人,容易上钩。于是就有人说:‘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据说是民国初年精通英文的那位名学者说的,名字她叫不出,就晓得他替中国人多妻辩护的那句名言:‘只有一只茶壶几只茶杯,哪有一只茶壶一只茶杯的?’”

照此看来,这番话似乎是出自辜鸿铭。(我没有查到原话出处,个人以为这个老先生虽然有些特立独行,但这话恐怕还不是他说的)不管怎么样,张爱玲文中只是虚指,而且是基于小说铺陈需要的引述,倒也毋庸非得深究到底不可。只是随着这样强烈广告效应的话语传播,电影《色,戒》的发行方算是成功炒热了话题,达到预定的宣传目的了。

片商截取原著中的只字片语做文章大玩激情戏的噱头,媒体也见猎心喜配合制造大众关注热点以为谈资,活生生把一个原本肃杀而悲凉的故事给娱乐八卦化了,我看报章杂志跟网络评论铺天盖地的热点全都集中在情欲方面,不觉为之愕然恍惚感到哭笑不得。李安的弟弟,现任雷公电影公司负责人李岗无奈的说:“文字可以想象,但是电影就是声和光,怎么让观众感受到,她为什么到最后要放了易先生?不做那个转折,怎么做呢?”看来无论是大众兴味取向还是形式思辨,阴道通向所有人性深邃之处是有其事的,佛洛依德不是就以洋洋巨著证明了吗?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可见情欲是人生大事古人早有清醒的认识,里比多(libido)背靠种族繁衍传承的大旗,其能量的巨大可以冲决网罗更是事实俱在,因此古今中外的哲人思想家莫不为此殚精竭虑苦思对策。中国道家养生观视情欲如洪水猛兽,而道教内修、宋明儒学养性及佛教禅定之说等尤其对之严厉以待。最最简便省事的方法就是将其污名化禁绝之,天理人欲不相容的路子经过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于是我们才能迎来王夫之这样开明而现代的结论:“天理必寓于人欲以见”。(《读四书大全说·卷八·梁惠王下篇》)

船山斯语固然卑之无什高论,却是婉转拒绝了二分法的见解,诚然人间多彩哪里是黑白分明可判?灵与肉的争论冲突根本就是虚假问题,套句主旋律的说法就是要辩证看待它们的“矛盾统一”(呵,一笑)。在我看来,影片《色,戒》中的回纹针式体位已经暗示了结局,如果没有丁点“心”的投入哪能有这样奇思妙想的“性”的花样?(根据电影场面镜头显示,所谓“回纹针”体位就是男女肢体的上半身,彼此以相反方向躺下;这时两边双脚即呈可交叉互叠的相对位置,接著再向对方的下体靠近,直至两人交缠合体为止。此时两人的下半身互为交叠,上半身却各据床的两头,如由上方视之犹如回纹针般……)

   

著名的“回纹针”姿势

不过前人拒斥肉体追求灵魂倒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容颜易老年华飞逝乃是人人无所逃的,虽然道教有白日飞升肉身成道的传说与记载,但人们面临亲历的更多是世事无常沧海桑田的无奈,不朽也者只能付诸想象梦境之中了。这个临界点就是人异于禽兽者几希的那个“几希”,《华严经》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如果我们不执着于宗教意义上的分解,那么人所以为的灵肉难题根本与后者无关,也就是禅宗说的“起心动念是天魔,不起心动念是阴魔,道起不起时是烦恼魔”,真正的焦点全都在这个“心”上面。故而我以为李安在《色,戒》中想要讲述的,其实还是十年前他曾经拍过的奥斯汀(Jane Austen)故事《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心灵幽微的情感与整饬的理智冲突交织在《色,戒》这个平台,镜头从18世纪的西方转向20世纪的中国罢了。

那么,张爱玲呢?著名的小说史学者夏志清先生谈到《色,戒》时说:

其实张写的是一则永恒性的人间故事,发生在汪精卫时代的上海也可以,发生在袁世凯复辟时期的北京,阮大铖、侯方域时代的南京也可以,只因张自己对伪政府时代的上海特别熟悉,就采用了这个背景―――她无意写人物个性忠奸立判的小说。

此说当是的论。李安可能为了照顾观众的情感,把结尾处理的稍微不那么冷酷,留下一丝丝的念想给观影者回味,而张爱玲则犹如《国王的新衣》童话中那个小孩,坦白直率不考虑人情世故的指出残酷现实,但是两人所要表现的都是某种境况下的人类经验。还是听听张爱玲自己说吧:

中国人与文化背景的融洽,也许较任何别的民族为甚,所以个人常被文化图案所掩,“应当的”色彩太重。反映在文艺上,往往道德观念太突出,一切情感顺理成章,沿着现成的沟渠流去,不触及人性深处不可测的地方。实生活里其实很少黑白分明,但也不一定是灰色,大都是椒盐式。好的文艺里,是非黑白不是没有,而是包含在整个的效果内,不可分的。读者的感受中就有判断。题材也有是很普通的事,而能道人所未道,看了使人想着:“是这样的。”再不然是很少见的事,而使人看过之后会悄然说:“是有这样的。”我觉得文艺沟通心灵的作用不外这两种。二者都是在人类经验的边疆上开发探索,边疆上有它自己的法律。(张氏散文《谈看书》)

这段文字说的真好。由于电影《色,戒》的热映,舆论不是在表象的情欲,几段床戏上面大声挞伐或热烈谈论;就是从道德审判的角度,在汉奸与民族大义方面纠缠不清。可以说完全不明白作者所要表达的“人性深处不可测的地方”为何意,不知道“人类经验的边疆”是何物,至于说因此而对人世发生的悲悯或凌厉、淡漠,那就更是风马牛不相及遑论及此了。正如鲁迅在论《红楼梦》时说的:“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闺秘事……在我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

按张爱玲引用法国女历史学家佩奴德(Regine Pernoud)的话:“事实比虚构的故事有更深沉的戏剧性,向来如此。”理性与情感的冲突在二十世纪有个著名的事实例证,这就是至今仍然众说纷纭的王国维自沉事件,由于他正当学术生涯处于巅峰之际,人们惊愕痛惜其“中道而废”之余,不免竞相揣度其原因何在,于是“殉情说”“逼债说”“惊惧说”“谏阻说”“文化信念说”……相继出炉,我以为只要我们读书仔细点就可以知道,王国维自己早已给了答案,三十<自序>说: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余又爱其谬误……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则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

是的,“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这个悖论困扰着王静安,然而又何仅只是哲学上如此?从更大的角度来说,整个人生恐怕都难逃这个吊诡阴影笼罩。

如果我们追溯中国哲学的源头,在在都可以发现理性与情感交织的线索。先秦在周代之前的殷人特征就是敬神畏鬼,人格形象的天帝乃是人类生活根据的终极依托,而人类只要思索询问生存的理由时,最后总要问到“道德何以可能和何以必须”,孔子思想的出现淡化了原来人格神的因素,并从人本身来考察以寻找新的立基点,这就是从人人都无所逃的情感(夫妇、父母、兄弟)出发,然后借着人的理性(无过与不及)来推广实践,进而提炼出儒家的道德伦理仁学理论来;后续的孟子则干脆把理性融入感情之中,摄两者为一体成为他性善论根据的“恻隐之心“,他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这个说法类似于现代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所谓的“移情”(empathy),可见人同此心不虚。),显然的理性与情感构成儒家的大厦基础乃是无庸置疑的。作为对儒家思想的反对者,道家则是另辟蹊径从批判人的理性有限性出发,以对人自身理性的否定性超越来构造自己的思想,最后达到一种对宇宙人生的审美性观赏态度,其中理性开始感情奠基的线索朗朗可辨。……还需要再继续吗?人之异于禽兽在于灵魂,其核心不外乎感情与理性,哲学思想以之为基准而展开实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即使历朝历代岁月流转,纵或表现形式各异关注重点有所侧重,但是理性与情感的交缠纠葛,构成一部人类文明演进史,岂止是王国维苦恼,又岂止张爱玲关注以及李安念兹在兹耳?

人类的心灵隐秘幽微莫可探究,经常我们以为理性的行为却往往禁不起更深刻的拷问,如果精神分析与科学可以穷尽人类理性与情感的奥秘,那么哲学跟文学也就宣告死亡了,可惜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18世纪杰出的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曾经针对人们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关系加以探索,结果赫然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自由意志是无法与非决定论共存的,设想我们今天的行为并不是由过去发生的事情所决定的,那么我们的行为就好像是完全由随机决定的一般。除此之外,休谟强调的重点在于,这些行为并不是由我们的人格所决定的—并不出自于我们的偏好、并不出自我们的价值观等等。既然如此我们又要怎么将一件行为的责任归咎于那名做出了这件事、但却完全不是出自其本性的人?我们怎么可能要求他对一件被随机决定的事情负起责任?从这样看来自由意志似乎不能排除决定论,否则人本身和其采取的行动根本不会有任何自由选择的机会。也因此,大多数的人都相信自由意志的存在,自由意志似乎是与非决定论无法共存的,自由意志需要的其实是决定论。”(《维基百科》:大卫·休谟)这个惊人的结论狠狠的震慑了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一下,后者夫子自道从此由独断的决定论迷梦中惊醒,试问200多年后的我们呢?是不是仍犹在事件的因果之间争议迷惑不休?理性跟情感果然是交缠不休的永恒主题,就像那个回纹针体位般。

休谟提出人类了人类永恒的困惑,以为理性的思辨其实不过感情作用

李安谈自己对于《色,戒》的理解时说道:“色是我们的野心,我们的情感一切着色相;戒,是怎样能够适可而止,怎样能做好,不过分,不走到毁灭的地步。”确实,真是人们太着于色相了,殊不知佛家有言“色即是空”啊!这个故事根本与“色”无关,评论家平阳说得好:“在《色,戒》里,作家参透了情,说是色之戒,其实是情之戒,说是情之戒,其实是预言了情之不可戒,即使佳芝那样聪明的女人也不可戒,因为戒情无异于戒心,戒了心的人如何还能活?戒也是死,不戒也是死,或者这就是女人的宿命吧!”这段话清楚拈出了何以唯有一死的关键,人世很多事都不是简单的理性推测铺排因果关系,何况休谟早告诉我们所谓因果不过只是“习惯”(constant conjunction)罢了。

日前友人在线上与我谈及对逝去的感情的态度问题,极力叙说付出青春年华如何计算情感的价值云云,虽然说要心存感谢的结论我基本是认同的,但是对于推论过程那种锱铢必较思路却不敢苟同,盖一旦计算所谓感谢也只是徒托空言,落入讨价还价买卖的形而下了。我颇心折于水晶先生的一段话:

《色,戒》这一题目,似乎是对易先生而言,实际上是针对着王佳芝―――女人犯起色戒来,似乎只有粉身碎骨一途了。像这种玩特务而牺牲色相的游戏,几个大学生串戏之余,居然也想来玩玩,以身试“法”,岂不近乎儿戏?王佳芝为了好玩(博取掌声)而断了头颅,想想岂不值?王为了布置这套美人计、天仙局,先让梁润生破了身,也是不值。后来死在一个“无毒不丈夫”形容猥琐的糟老头子汉奸手下,更是不值到哪里去了。粉红色的钻戒(色戒)对王佳芝来说,岂不成了她的致命伤?但是,话不能这样说,在那个苦闷惶惑的年代,什么反常的事都可能发生。作者所以说,“每次跟易先生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像《海上花》里的赵二宝,王佳芝虽说为了出风头,为了好玩,为了那颗价值十一根金条的粉红钻石而丧生,她的死,对她苦闷的生命来说,至少是轰轰烈烈的;至少对她个人来说,充分代表了意义——-何况在那电掣雷霆的一瞬间,她清楚地认定了:这个人是爱我的!这样的“认定”,比起王娇蕊与振保分手后,拖着孩子再嫁的局面来,是更有积极的意义的。换言之,王佳芝的死是不值又值。张女士在《谈看书》一文中说过,事实的发展,往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酸甜苦辣的滋味。王佳芝的遭遇也令人兴起这一种真切的感喟。这种感喟既非“淘涤”作用(purge),也非理智性的印证(empathy),而是掩卷太息:人生就是这样的;尽管这种事情,不可能会发生到我头上来。(水晶,《生死之间――读张爱玲〈色,戒〉》,1978)

确实如此,读完《色,戒》小说原文或者看完电影后,我感觉到的就是一种瑟瑟苍凉由心而生,无可如何又无可奈何的惆怅感久久回旋不去,想必张爱玲对这万来字短篇修改写作花了三十年,李安不惜冒着被訾骂误解的风险,还是要为我们娓娓道来这个故事,就是想要表达这个意味吧!虽然现在看来误解跟曲解的还是不少,可我还是感谢他们联手给我带来这样精彩又值得再三深思的人生况味。

面临生命荒凉、爱情萎谢的局面,我们究竟应如何处置?“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张爱玲自评《色,戒》说:愛就是不问值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