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巴金

“很久没见过这么显赫的死了。”这是上星期在上海华东医院门口，一个正在排班趴活出租车师傅的话，他说的是巴金……

是啊！即便举国震撼悲恸的这个时刻，还有人在新浪的留言版上这么说呢：“他又不是科学家，文科没用！！理工清华大学才有用！！”这个俗世化的世界正以加速度的方式向前奔去，谁还关心心灵跟真诚？巴金的逝去，引来社会这么大的关注，代表的是否另一种形式的热点跟时髦？我不敢断言。

“说真话”、“把心掏出来”，这是巴金最著名的话，也是今天各界悼念者朗朗上口的，其实也就是要求一个人别媚俗而已。《随想录》洋洋数十万字，讲的也不外乎这个道理而已。换个方式来说，做人做事不可以随波逐流，用巴金的话来说就是别“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

无疑的，巴金是他所自承的懦弱、媚俗之人。文学界现在几乎一致公认的是他的代表作为：二十来岁时所创作的《家》、《春》、《秋》，然后就是七十多岁时的《随想录》了。（一般读者印象最深最常提到的也是这些作品）作为一个以文字得名并且一生靠写作谋生的作家而言，这不是很奇异的现象吗？中间那五十年呢？巴金不写了？还是改行了？……

晚年的巴金自己给出了答案，他说：

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做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

这是写《随想录》时说的话，是沉痛而真挚的，有千千万万的读者观此文而同声一哭，大家也都是诚心诚意为那“十年浩劫”为那些日子的荒唐胡闹而悲叹。

可是我却无法不看到这一句“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我想问的是如果真的又有那么有一天“情况一变”，到底会不会呢？

且让我们也来“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一下吧！

很多读者都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巴老的作品《家》对封建力量进行强有力的控诉，当初我就是读《家》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差不多可以说是“激流三部曲”的定论了，也就是说它们最大的贡献，就是“不仅展现了封建家庭内部的罪恶和腐配、倾轧和迫害，还着力表现了青年一代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的觉醒和对封建势力的不妥协斗争，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他们叛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动。”（李存光：《中国现代作家评传》）

可是事实上真正的状况是怎么样呢？写过巴金传记的著名现代文学研究者陈思和，在一段访谈录中他质疑巴金写“《激流》等自传性小说时，是夸张了少年时代家庭的封建专制性”，巴金承认说：“你说到我写作的‘夸张’问题。其实我写小说与真实情况不完全一样。我接受了‘五四’反封建的思想，用反封建的眼光去看家庭。……但是写小说与写真人真事是不一样的。我在小说里攻击的是旧制度，不是对个人。”（刊载于本期《新民周刊》上）

换句话说，巴金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现实主义杰作”《家》，其实不是自现实中提炼出来的现实，而是“主题先行”（攻击旧制度）之后的现实，也许应该说是具有启蒙时代说教成份和浪漫主义主观性的“现实”才更合乎真相。（关于这些文学上什么什么主义的定位跟分辩，厦门大学杨春时教授有很好的分析研究，请参看他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启蒙主义——现代性视野中的五四文学》一文）

再讲的更直白一些吧（朋友反映最近我写的文字有些艰深了，该反省！呵呵），巴金的三部曲其实跟“打倒万恶的封建家庭制度”这样的口号标语类似，只是他使用文学语言讲故事的方式，把他的这个想法铺衍岀一部小说来表达他的想法罢了。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他讲的故事很成功！

这里说半天不是打算否定巴金的文学成就，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他的作品变成一种鼓动风潮感动人心的标志，这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只是我希望大家别搞错了，误把冯京当马凉地认为那就是所谓“封建家庭”的现实。（请读者注意啊：我的意思也不是说他的小说完全是虚幻的，毕竟他写的不是什么武侠小说）那么，特定的历史时空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李存光说的“青年一代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的觉醒”，也就是我之前数篇文字反覆说的革命风潮、重估运动，这已经是当年社会自诩为“进步青年”间普遍的共识了。“激流三部曲”的出现，只是给得这个熊熊燃烧的大火添上薪材油料而已。

说到这里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其实不仅仅在文革期间而已，那时的巴金就已经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了！

因此，我以为巴金先生晚年的反省严厉谴责自己“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之说，其实是弄错方向了。问题不是要不要跟上时代，而是为什么要跟上时代？我毫不怀疑巴金当年以文学的名义来攻击旧制度时，他是真诚的丢着石块；甚至当时移势转，他像“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时，也是真诚的在丢石块；而晚年他深刻的反省也是丢着“说真话”的石块（到最后一刻我也会撒手而去，可能还有不少套话、大话、废话、空话、佳话……把我送上西天，但是我留下的每张稿纸上都有这样三个字：讲真话”——巴金）……如果每张稿纸都是真话，而这些真话又互相矛盾抵触，古人说“盖棺论定”，但是我不知道哪一个“说真话”的巴金可以论定。

《庄子·齐物论》上有篇著名的寓言：“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周与？”今天巴老究竟是周是蝶呢？

………

所以我认为巴金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并不是什么众口赞誉的“讲真话”，难道当年那些红卫兵都是清醒的知道自己在讲假话吗？当年那么多跟巴金一样“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丢石块的人，都知道自己在讲假话吗？这么多人都知道的话，还叫什么催眠术！岂不是自欺欺人吗？讲真话很重要，但是真话不仅仅是真诚就行，不媚俗不随时代起舞不让潮流推着走，恐怕才是巴金真正的无言之教。

巴金梦蝶的悲剧也是现代中国所有人共同的悲剧，今天，那个时代过去了，报上标题不无惋惜的叹着：“五四一代的最后告别”，更有不少巴金的亲朋故旧读者为他松一口气“终于解脱了”！我也一样，为巴老也为中国过去的一百年松口气，终于解脱了：巴老，您走好；五四，也走好！

我们知道即使“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们也“不会...”的。

“吾国旧时医籍，大都言阴阳气化，五行五味生克之理，凌乱恍惚，如蜃楼海市，不可测绘，支离谬葛……四千年来，谬种流传，以迄今日”

“我始终认为，关心自己、自己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的同志，应该买一套大学《中医学》，至少可以学会算卦、相面、占卜、看风水等非常使（实）用的‘知识’。”

上面两段话发表的时间相距近百年，前者是上世纪初强烈主张废弃中医者言，后者是近来在网上讨论热烈的“中医是最大伪科学”方面的代表看法之一，虽然时光流逝岁月匆匆百年沧桑，可是他们那种揶揄的语气跟鄙视的观点，却是几无二致如出一辙。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龙子仲先生在一篇名为〈中医招谁惹谁啦？〉的文章中说道：“20世纪是‘文明’人合伙剿灭中医的世纪。‘合伙’，说明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同谋’关系。这样的同谋，或许并无一次秘密会议式的策划，而是基于‘文明’法则的‘心同此想’——真是默契呀！”

近两年坊间出现了一本名为《思考中医》的书籍，由于作者生动的叙述再加上电视媒体的推介，不旋踵间竟然使这样冷门的主题成为一本畅销书，接着电视剧《大长今》的热播效应，于是中医又再度成为讨论的焦点，也再次成为维护科学与文明者挞伐的目标，进而我们又从新看到与百年前几乎一模一样的声讨……。

百年来中医面对这样的处境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跟文言文一样先是强力自卫，然后败退成为附属补充，接着再面对攻击然后又败退，变成博物馆考古似的文物，隔一阵子又被拉出来鸣鼓攻之一番，最后有人说文言文应该推出基础教育，而中医则“必然走向没落和衰亡的历史宿命！”

岂止是文言文跟中医命运多桀如此，中华文明的古典传统从思想、语言、医药、服饰、戏剧、绘画、音乐等等各方面，在西方现代化的大军前面可以说是全面溃退，这那里是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说的什么“文明的冲突”（The Clashof Civilizations），根本就是文明的大崩溃，而且还主要是从文明内部主动开始的。

我相信无论是维护还是反对中医的各方，原始出发点都是善意的。可是一方面激情取代了思索，一方面立足点不同得到的结论自然有异。

在我看来，所谓“医”是什么？《高级汉语词典》是这么说的：“会意兼形声。从匚(fāng)，从矢，矢亦声。《说文》:‘盛弓弩矢器也。’‘醫’，会意，从‘殹’(yī)，从酉(yǒu)。‘殹’，治病时的扣击声。‘酉’，用以医疗的酒。二字各有本义，今用‘医’为简体字。本义：治病的人”对啦，医就是治病的人，能治病就是能医，也就是就是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看法“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自然，这个朴素的看法是不能让科学派满意的，他们认为巫术跟星象偶尔也会命中，因此即使中医偶尔治好病，那只是概率罢了而非能够反复验证的科学。所以中医呢，还是要反对要废除要让它没落跟衰亡。

问题是中医并非依靠概率来治病的，它有一套自己严密的解释体系，一环扣一环对自然跟人体的看法，只是这个“范式”跟现代自然科学是不一样的，尤其它是从中国古典传统的根上成长的，流传的过程中沾染了很多中国哲学的术语，比方阴阳五行等等实在难以跟今天起源于西方的现代医学契合（其实西医或者现代医学也是带有西方哲学基础的，比如机械因果、原子论、探究本质、强调普遍等等）。跟科学挂不上构，中医就只能节节败退毫无办法。

于是就有了“中医西结合”、“中医现代化”之类的奇思妙想，想尽办法要让中医从理论到实验走普遍化跟本质化的道路，也就是按照西医的思路来改造中医。去除了中医原来自身的阴阳五行等基础之后，结果是中医愈来愈衰弱越来越让人看不起，什么中医药内掺杂西药的而产生毒副作用的新闻层出不穷（即使中医从业人员也对中医没有信心所致，抽去中医的基础之后，他们脑袋也西医化了），进一步使得中医在大众心中变得跟“算卦、相面、占卜、看风水”差不多了，难怪前述引文的作者要这样奚落它，实在事出有因啊！

这么麻烦还有这么多的后遗症，那何不干脆直接放弃中医得了？搞什么结合或现代化呢？因为中医毕竟有疗效，虽然它无法用西医所认可的“科学”的语言来说明...而且，它便宜。在我们这个广土众民而且还有不少人处于贫穷状态下的国家，中医的存在对西医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所以它苟延残喘至今。虽然在志士仁人们奔走呼吁棍棒交加下，但是它终于活下来了。

回顾中医的现代化之路，我总不免想起《庄子》〈应帝王〉中说的那个故事：“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而混沌死。”大家原意是好的的，就跟倏与忽为了混沌好一样的为中医好，可就这么东凿一窍西凿一孔，中医已经跟混沌一样奄奄一息矣。

这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就像西方人已经认定狗是宠物一样，他们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东亚地区吃狗肉是不文明，无论你从什么角度看吃宠物人类忠实的朋友确实是野蛮，可是却罕有人敢如部分韩国人那样回嘴：牛是东亚农业文明的功臣，西方人吃牛肉也是野蛮！（我小的时候家里长辈确实还禁止吃牛肉，即使早已不耕田而且吃的也是肉牛了）

我们的脑袋都已经先存着“狗是人类最忠实朋友”的想法了，于是看到不一样的做法才不会有什么“文明的冲突”感觉呢，而是直觉的羞愧、真诚的自惭乃至强烈的自弃。大概是让洋人打怕了，从心里就对西方文明产生敬畏感，在服膺人家的同时也跟着把自己异化了。

我们来看看绘画吧！初始西方定点透视传来，中国画于是一无是处，如果不是后来出现毕加索(Pablo Picasso)的《阿维尼翁的少女们》，接着产生了著名的立体主义，使得多点移动视点的异质空间，这样观察世界的方法在美术界合法化，恐怕中国自古以来的山水画那种移动的多视点也要现代化成为黄金分割、定点透视才行；如果不是前苏联著名艺术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观看了梅兰芳的演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果不是洋人们给予京剧艺术认可，它大概也在“五四”众人激烈攻击下倒下了……就连最具有中华正宗音乐精神的古琴也不可免，即使它独特的减字谱方便实用，今天还是有不少人想尽办法要使它“现代化”，用五线谱数字简谱要来改造它呢！

萨伊德（Edward W. Said）悲哀而绝望的说：我们东方人已经不会用自己的眼睛来看自己了！果然。  

      Edward W. Said

一度在媒体上沸沸扬扬炒作的韩剧《大长今》终于演完了，剧中主角徐长今最后在山洞中为一个难产妇人动刀剖腹生产，在成就她一直以来的梦想跟信念之后完满的结束了全剧。这里我不得不佩服剧组的灵思巧想，安排在最后几集的长今为外科手术而跟当时社会观念冲突，以成功施行了一次救人任务作为结束给观众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这样比起正面直接的歌颂称扬可有韵味多了。

有时候我忍不住要以小人之心来揣度一下：如果这岀戏没有就此完结，照这样再发展下去，长今大概就要变成中医的正统传人了。想起韩国人曾经宣称西施跟孔子是阿里郎，造纸跟针灸是他们的发明，去年甚至还打算向联合国申报端午节为他们的文化遗产……这样的狂想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里我不是要谴责或嘲笑韩国人的做法，对于鼓吹民族主义也毫无兴趣。不过，这却很值得吾人省思，为什么会这样？今年端午节前夕南京的《现代快报》做了一版的节日专题，在主题〈端午粽子，吃出了什么味道？〉之下都是些什么呢？“满大街难寻粽叶踪影”、“很多人未见过包粽子”、“豪华包装使粽子变味”…“传统节日缘何被冷落”……看看，看看，这反映了国人心目中端午就是这个样子，其中有一篇小短文特别有意思，全文转载如下：

南京某中学的叶海露老师向记者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上周，初一年级某班的音乐课上，叶老师问同学：知道屈原的请举手？全班30个同学中只有三个人举手。第一位同学回答说，屈原是个歌手，他唱过《离骚》；第二位同学回答说：屈原是个厨师，他发明了粽子；第三位同学说：屈原是个医生，大家都管他叫大夫。

事实上，端午节的内涵还远远不止吃粽子、赛龙舟那么简单。除了纪念屈原之外，全民打扫卫生、防疫健身也是传统端午节的内涵之一。

国学大家、南师大教授常国武先生提出，传统的民族节日被冷落和西方的“洋节”被追捧并非偶然事件，这说明我们对自己传统的节日保护得不够，宣传得不够，尤其是对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继承和弘扬得不够。特别是在未成年人中几乎不知道传统节日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就很难激发起他们对传统节日的兴趣。所以在端午节“只知道吃粽子，不知道屈原是谁”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

我国第一位民俗博士、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陶思炎是研究民俗文化的专家。他认为，西方的复活节、圣诞节总是办得热热闹闹、声势浩大，我们的传统节日却在任其自生自灭，值得社会各界反思。

因为你们不要嘛！怎么？你自己的传统不要，人家拣去了还觉得吃味啊？！端午、中秋等等节日以及传说，都是迷信跟封建的残余（嫦娥？白蛇？），体现在社会上就是没人当一回事，甚至连放假一天都没有，忽忽就发现过去了，自己弃如敝屣还不许人家珍如拱璧吗？

回到《大长今》这部戏，国内发行方宣传炒作是很成功的，不管怎么样都使它成为关注热点且引起了讨论，正反面意见并陈本是现代社会之常，况且是一部流行的连续剧喜欢与否自然也是仁智互见的，可是反面意见中竟然有人就从中看出了“儒家思想中那种等级森严、因循守旧、不思变革的消极因素”（红网：〈大长今与儒家政治〉），这就实在令人非常不解了，为什么非得扯上儒家来痛批一番才过瘾呢？且不说原作想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难道“等级森严、因循守旧、不思变革的消极因素”是儒家才有的吗？古代社会难道不都是这样吗？莫非西方古代就不这样吗？

以今之眼光为尺度来衡量古代本就是对历史不公平的解读，再拿一个早有的结论来套所有事，那么儒家或传统真的就一无是处了，反正这是个简单便捷又省力安全的方法，也不会有人出来辩解反驳，所以什么不如意都往传统往封建往儒家上面推就得了。前天看到著名学者周国平也来这一套（新京报：尊重生命是最基本的觉悟），突然觉得评论家学者可真好当啊！

“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孟子·离娄上》）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停止这样自虐的心态呢？否则别人“以中国文化打败中国人”、“以中国文化开拓中国市场”的尴尬局面，恐怕一时半会儿还改变不了的。

八月份的《读者》在〈言论〉栏目中选刊了一段颇为经典传神的话：“我们后辈可能不再会用‘恻隐之心’，不懂‘虽千万人吾往矣’，不知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只会说‘我看你可怜’、‘老子跟你拼了’、‘我要和你结婚’。”……

这当然是黑色幽默式的猜想，不过它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开始出现端倪了。六月末高考结束后开始阅卷了，《光明日报》上出现了一则消息：〈广东高考古文翻译逾万人得0分〉，记者引述专家的话说“中学语文教学还是要重视基本功训练”，问题是所谓基本功的根源应该是什么？如果整个社会主流意见还是对古典传统抱有或多或少的敌视态度，如果提到古文首先在脑海中出现的是僵化糟粕封建之类的负面印象，那么，这个语文能力逐年持续下降的趋势怕是难以避免的。

信息时代语文能力恶化的情况并非中国独有，我们也不是要把这个趋势全部归咎于上述原因，然而以前述态度对待我们民族的过去却是今日中国特有的现象，诚如何怀宏教授所言：“世界上大概还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这样，在20世纪里如此激烈地否定自己的历史、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否定自己的祖先。而在西方以外的后发国家中，像韩国、日本也都没有像中国这样激烈地反传统，而它们的现代化之路并不就比中国更坎坷。”（新京报:〈对历史应保持温情与敬意〉）我们不能不说这样的态度会影响到语文教育基本功的训练，试想年轻人从各个方面有意无意地得到这样对待传统的暗示，他能打从心底欣赏并且真心的想要学习它吗？

态度会影响学习还有一个例子，今年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大赛”让留学生队夺魁了，《文汇报》引述了得知比赛结果因而“心情颇为复杂”的评委陈光磊老师的话说：“…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特质标志，留学生队夺冠说明外界正在积极关注着汉语及中华民族，对此我们应该感到欣慰。但同时，我们也应该不断提升自己，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文汇报：复旦汉语言文字比赛留学生夺魁引人深思）

靠着中学教科书上聊备一格的几篇选文，鸡零狗碎的片断语文知识，为了应付考试而不得不去面对跟学习，奢谈什么基本功训练？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钱穆先生希望我们不要对中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不要自认为“我们现在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很可惜，这个预言现在全都实现了！

那么，外国呢？先进的外国情况又是如何的呢？根据英国的国家课程标准要求，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必须阅读两部莎士比亚的戏剧，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戏剧就不是英国人。”（我们呢？…）除此之外，还要求必须读1900年以前著名的英国小说家的两部作品、1900年以前著名英国诗人的两部诗集；法国从1990年开始要求小学5年级的孩子选修拉丁语，法国的国民教育科研部长弗朗索瓦·贝鲁（Francois BAYROU）是这样说的：“学好拉丁语有助于理解欧洲文明，学好拉丁语有助于学好现代法语。”（我们呢？…）；日本人近年的课程改革中强调汉字的学习，目的是为了继承传统文化，而不懂汉字就无法了解他们的传统文化，有识之士呼吁：“重振汉字文化是培育美丽大和(日本)灵魂的根本。”（我们呢？…）

我们呢？我们在干吗？在继续五四以来的激越呼喊，在一样的有意无意敌视古典传统，还在“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于是越来越多中国人不愿也不能读中国书。

我国著名语文心理学家艾伟在上世纪20年代做过一个试验，他的做法是先随机选初中两个班作为对照，其中一个班在3年课程中全部学习白话文，而另一班在3年中学习的文言文比例按则按年级依30%、40%、50%的比例逐年递增……结果赫然发现，前者（全白话）到初二时语文学习发展出现了停滞现象，而后一个班的孩子们语言能力则持续在提高。艾教授从1926年起坚持10了多年，对数省近百所中学调查了30000名左右的学生，针对中学生在阅读能力、理解速度和深度、对语文的需要和兴趣的基础上，经过缜密分析后写成了《中学国文教学心理学》一书，提出了高、初中文言与白话教材应各占一定比例的建议，从而为语文教育的改革提供了可靠的结论。

该怎么办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竟然还有人怀疑是否该在基础教育学习文言，甚至还有人主张文言文应该退出基础教育，还有人指控国家的贫穷落后都是传统的错，都是儒家的错？！……总之，千错万错，就是这个土地上文化、历史跟过去根本不该存在世界上，而现在活生生的中国人是完全无辜的受害者。他们，可真出息啊！

有朋友看完我的议论后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认为我们应该‘回到’旧白话文？”

我想这是误解我的能力跟原意了，诚如前几天提到“范式”时所言，不管我们喜不喜欢，现代文学都已经建立起新范式，形成一个新的传统了。由于对今天的新文学感到不满意，也对它与古典传统的传承历史觉得遗憾，因此才有这番感慨想法，其实也就是希望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给当初含冤莫辨的旧白话甚至文言做点小小的“平反”而已。说的更直接些，借着发发牢骚来抛砖引玉，也许能够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五四新文学运动都过去大半个世纪了，要说试验的话也该有个阶段性的结论啦，要客观听听各方的陈词，不能只是让新文学派的一面之词、片面指控变成现代文学史上的定论，更不能让成王败寇的野蛮进化史观来主宰一切啊！

事实上，之所以不赞成把我的意见总结为“回到”的说法，还有另一个原因：所谓新文学的那种跋扈独断的革命思路跟杀伐式的做法难道咱也要学习？

进一步说，新文学的白话文再怎么样也有八十来年的历史了，它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共识具有自己脉络的新传统了，现实上不可能也没必要“回到”当初去。然而，时间的距离与新世纪的宽松环境，使我们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来重新审视一下这段历史，来重新鉴往以知来……

前面说到金庸的语言承续了旧白话文的薪火，这里有个很好的例子可以支持我的判断，王朔在《无知者无畏》中有篇争议很多的文字叫〈我看金庸〉，他说：“…就《天龙八部》说，老金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老金大约也是无奈，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

王先生果然不愧是文字工作者，目光敏锐立即窥破了这样的文学来自不同的源流。自然，在此文中表露出来对金庸文字的价值判断是他的事，如此看待旧白话的观点则基本上来自他自陈的“革命文学”立场，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五四以来的看法。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旧白话确确实实还活着，而且随着时代改变也自身有所调整，调整到如果不细心比较的话，几乎不能发现它原来跟现行的新文学白话有什么不同（因为新文学白话也在发展中不断改变中）。

类似的判断跟看法在钱理群先生的一场讲话中也显示了出来（金庸现象引起的文学史思考），然而我不能赞同钱先生所说的：“…我们既不能因为"五四"时期"旧文学"对"新文学"的压制，而否认今天"旧文学"争取自己的文学史地位的合理性，也不能因此而反过来否认当年"新文学"对"旧文学"统治地位的反抗的合理性。”

为什么呢？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个历史的误会，虽然钱先生立意是好的，是想要为旧白话争取合法地位的，但是五四时期旧文学真的压制了新文学吗？恐怕未必。就跟很多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一样，在他们的回忆录或者接受采访之中，总要把自己的奋斗过程有意无意的夸大，说是面对了多少困难险阻遇到了多少障碍云云，一笑置之可也，如果要完全当真的话，恐怕还有待商榷。

大凡人都有个习惯问题，尤其是流行了两千多年的文言，新文学运动的兴起提倡跟对它们侮蔑，难道旧文学的拥护者就不能回嘴几句？以当年的社会主旋律是“救亡”来看，新文学夹带西洋背景、新思想的道德制高点，谁与争锋不就是螳臂当车，是自己站到“反革命”队伍去了！这可能吗？非要说旧文学当年“压制”了新文学，窃实深不敢同意也。

今天我们看来看去，最突出的例子也就是林纾的反驳，可那是因为刘半农在批判王静轩时，捎带的讽刺讥笑了他的缘故，是带有私人情绪发泄色彩的，成规模的集结成一股势力来压制新文学的，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反而是新文学从一开始就全力压制了旧文学，用革命的决绝态度宣称人家“抱残守阙，不思变革”（钱先生语）、判决人家是“使死文字做文章”（王先生语），恐怕这才是历史的真相吧！

历史恩怨已如烟云，我在这里不是要翻什么案，而是希望对现实中新旧白话逐渐合流的现象一个反思，既然新文学占着压倒性的主流的优势，那么，它跟旧白话是否各有千秋各有可以互相补充之处呢？这是勿庸置疑的，现实的发展我们都看到了，就像钱先生描述的那样：“…注意到二者的对立（区别）同时存在的相互渗透、影响与补充”。

承认旧白话的地位也就是在新文学的基础上拓展了自己的语言资源，王先生批判旧白话时说：“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是的，旧白话原来就是脱胎于文言文，几百年的传统根脉就这样续上了，有什么不好呢？（请读者诸君注意，这里我不是要“革命”啊，而是在新文学的基础上）

进一步讲，那么文言文呢？它真如钱先生说的：“不能适应已经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出现的"现代中国人"表达自己的新的思想、感情、心理的需要，并且不能满足他们的新的审美企求。”，是这样吗？

过去五四那批人有个误解，认为中国汉字太难学，所以造成了教育无法普及，因此需要把汉字简化再简化，最好变成拼音文字才好，才是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现在有了港台作为参照系，我们才明白真正的原因是中国太穷，政治的动荡、战争的频仍与制度的不够完善，这才是教育不普及的主因，否则人家繁体字的教育不比你简化字的还普及吗？

也许对于文言文的固执看法，吾人也该来个反思才好。这并不是要主张宣传什么复古或倒退，而是今天百分之九十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非但不能写文言文，甚至连流畅无碍的阅读都成了问题，才不到百年的白话文教育造成的文化断裂，已经使得有两千多年的古书变得跟外文一样需要翻译，这还不够使我们警觉吗？中国人却不能读中国书，这像什么话呢？

辛弃疾有词云：“晚日寒鸦一片愁，柳塘新绿却温柔。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肠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情知已被山遮断，频倚阑干不自由。”唠唠叨叨这许多，也许就是这样的情怀吧……

大清早就让自动开机当闹钟使的电视里边热闹的声音叫醒了，天还蒙蒙亮呢！荧幕里面连篇累牍播报着的是关于“神六”今天发射的新闻。根据新京报的报导：“…以神舟五号为基础，神舟六号主要技术特点在保持原状的基础上，根据两人多天飞行任务的需要以及个别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四个方面110项技术改进。”

因为正在写关于革命的文字，所以看到这几行文字特别感到亲切：呵，看看！即使是科学也是在“改进”基础上进行的。改进、改良总是进了良了，何以就要视为洪水猛兽呢？难道非得摧毁“神五”才能建立“神六”？

这世界哪那么多的革命啊？尤其是在文化领域更是这样，后来的未必就一定胜过前人，非得宣称以前的都不合法、都死去了，然后重起炉灶，后果是很可怕的，我们都看到白话文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了。

前面说到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说它们自觉的与传统划清界限，这不但跟文言的传统产生断裂，也跟有数百年历史的古典白话决裂了……因为这是“革命”啊！

所以虽然口头上援引《三国》《红楼》说白话早就有了，但是革命得摧毁旧的嘛，要跟传统彻底告别啊，所以实际上参照的是西方，等于是在废墟中闷头盖新房，而且没有图纸也不用老工人。

那么，传统白话呢？它后来怎么了？因为血缘相近的关系，它没有被列为主要摧毁的对象，后来甚至成为新白话的有力奥援，李陀先生在1998年的《花城》上发表的〈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一文中，为我们生动又详细的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文言文被打倒之后，本应是一个被新式白话文的光辉照亮了的语文新天地，谁料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令人尴尬的是，五四之后的白话文运动不仅分化成欧式白话和旧式白话两股潮流，而且凭籍着各自背后的出版机构的支持展开了一场竞赛，更不幸的是，如果以拥有的读者数目来看，旧式白话的写作明显占了上风！时至1930年代，那么多新派或左派知识分子都对白话文运动不满，欧式白话文的这种失利，在竞赛中处于下风，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只是这些人或出于清高，或出于蔑视，往往不肯面对事实，不肯承认「旧式白话」(这里主要指所谓「礼拜六」式白话)是白话文运动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不肯承认「旧式白话」的写作也为现代汉语的形成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动力。陈望道的「(旧)白话文」的用法，多少反映了当时知识界这种尴尬又无可奈何的处境。……和文言写作的命运不一样，旧式白话的写作，不管新白话作家们多么不情愿承认，它依然是白话文运动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新文学运动的一部分。它一方面参与传统文言被推翻后形成的宽阔文化空间的重新分配，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地迅速进入在上海等都市兴起的商业文化，从而使旧白话比新发明的新白话更为流行。如果文言写作在1930年代后终于完全衰落，旧白话所起的作用不能低估。要是没有旧式白话文的蓬勃发展，仅靠「充其量也不过一万人」的新白话小团体，是否能那么快就能够把在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文言统治推翻呢？难说。只是生活在1930年代的新白话作家们并不这样看。不管新式白话阵营内有多少激烈的冲突(陈独秀和胡适之间、鲁迅和梁实秋之间、左联和新月派之间、左联内部各派之间)，也不管这一阵营围绕「文学的革命」和「革命的文学」发生过多少分化和组合，新式白话写作在话语层面上都受制于一个东西，那就是现代性──他们不仅一齐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而且共同分享着理性、进步等启蒙主义的理念遗产。正是「现代性的追求」，使新白话写作能够以他们的「新」，和鸳鸯蝴蝶派的「旧」相区别、相冲突，并且在话语实践中形成长达数十年的斗争历史。这种不可调和的话语冲突，使新白话作家们不可能承认旧白话写作也是新东西，是白话文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在现代汉语形成史中和他们有联盟关系。相反，前者凭借自己的理论优势，在文化消费市场之外，把鸳鸯蝴蝶们打了个落花流水。在刘禾的《跨语际实践》一书的「新文学大系的建造过程」一章中，对此有这样的评述：「可以说，由于五四新文学的作家们关注和推动理论，他们才能对鸳鸯蝴蝶派取得优势。在特定的话语场中，理论有生产合法性的作用，从长远观点看，这个场中象征资本比真实货币有更好的投资效益。鸳鸯蝴蝶派完全依赖文化娱乐市场而兴盛，其行情完全决定于大众消费，而五四新文学作家则是依仗理论话语和设置经典、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写作等学术机制立足。理论一边生产其论述对象的合法性，同时也使自己获得合法性；理论有能力命名，能够援引权威，能够雄辩，它还能将象征资本增值、生产和再分配。五四新文学的作家和批评家正是凭借这种象征意义上的权威，把自己描述为现代文学的开拓人，与此同时把论敌置于所谓传统阵营，从而在这样为双方命名和论说中获利。」……

这就是真实的情形，看来跟政治可真是有点儿类似，满腹委屈认为被压迫的上台后，换个屁股换了脑袋。要说过去因为文言的关系白话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是歧视的话，那么非嫡系的白话在新白话眼中，也是一样不登大雅之堂被排挤被歧视的。不是说白话才是人民的语言吗？那么，旧式白话的拥护者可比新白话多了，比文学革命的白话更为人民所喜欢啊！所以当初摧毁文言的那些话根本就是扯淡，都是头脑发热的情绪为了正当化这个运动的借口罢了。问题是，古典中很多美好的传统却因此被污名化（死去、僵硬…）被摧毁了，所谓“革命”的结果最后竟然变成这样！

从《三国演义》以来的白话传统在被排挤打压的情况下，只好继续以通俗文学的面目形式存在，文学革命造成的白话文翻身并没有使它们从此站起来了！它们仍然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从“鸳鸯蝴蝶”这样带有轻蔑不屑的命名就可以略窥它们的处境。在49年之后更是完全被清除岀了文坛失去合法的地位，如果不是专业的文学史家，大部分人对它们都已经陌生甚至完全没有听过。

不过，这个可以上溯唐宋的文学传统并没有像文言文那样倒霉，它在海外还保留着一点余烬，殖民地的香港出现了金庸这样的“通俗文学”，采用武侠小说的形式传承了这个旧白话薪火，并且还大受全球华人欢迎，可见得旧白话的传统还是生机勃勃的。

近来鸳鸯蝴蝶的张恨水作品《啼笑因缘》、《金粉世家》也等到它们的春天，跟前辈《三国》、《水浒》一样，纷纷被改编搬上电视荧幕了！作品本身更因此得以咸鱼翻身重现书市……

历史，可真神了！

从胡适之先生说到唐吉诃德的风车，突然想起了“王静轩先生”来。

王静轩是什么人啊？就是像风车一样的稻草人，他是五四时期在鼎鼎大名的《新青年》上，曾经红过一阵子的“顽固守旧”派代表人物。当然，我说他是稻草人是因为根本没有这个人存在，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e偶像”那样的虚拟人，他的创造者就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健将钱玄同。

话说当年文学革命的大旗立起来之后，为了鼓动舆论风潮，于是由钱先生创造了王静轩，把想象中所有可能的反对者齐集一身，弄出一个样板的靶子出来，然后由刘半农出来反驳打倒这个家伙。…这就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双簧信”事件。

当初王静轩的出场和被打倒，在客观效果上确实起到炒热话题的作用，但无论是虚拟还是现实中，实际上根本就不曾有这样的人存在过，所以还真是跟唐吉诃德打风车有点儿类似。

没错，对于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新文化运动来说，战线拉得太长，自然方方面面都出现了反对者，但是对于文学革命所主张的白话文，其实根本没有人正面反对它，因为白话文早就存在了（所谓“四大名著”不都是白话文吗？它们可都是五四之前几百年就有的），既然以前不曾反对它，现在自然也没什么好反对的。

可是…也许有读者要问了：“著名的保守分子林纾不就曾经正面反对吗？他老先生还说呢，这个白话文是引车卖浆者的话啊！”

是啊！林琴南先生这个《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确实是著名的“反面”文献，这个文字发表之后（1919年3曰18日北京《公言报》），他接替了王静轩的位置变成真实的靶子，于是接着3月30日，陈独秀发表《林纾的留声机器》、4月6日发表了《婢学夫人》；鲁迅4月15日发表了《〈孔乙己〉附记》等文章……林纾在学界名流群起而攻之下被打得百孔千疮，成为大家的笑柄也变成典型的顽固守旧代表。

如果不要在片语只字上吹毛求疵，我们细读林先生的这篇文字就会发现，他并不是反对白话文，只是反对“尽废古书”而已。

他的论点主要就是两个：古文即使不适合科学发展但也没有妨碍它（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学术研究不能把古文完全废弃（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一二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

从今天实际情况来看，林先生完全没有说错，不然中国自北大以降的大学专业至少要去掉一半才行！但是当年陈独秀这么说了：文学革命“其是非甚明，不容反对者有讨论的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决定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林先生在大家都疯狂的情况下跳出来，又怎么能不成为王静轩呢？

昨天（10月9日）正好是林先生逝世81年的忌辰，想必没有人会纪念他了，想到当年初读林先生所译的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司各德《撒克逊劫后英雄略》（Ivanhoe）时，对他采用古文而又明快典雅的译文极为叹服，林先生的“林译小说”哺育了一代人，他们从这个窗口窥探了世界，他自己也算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先锋，再对照今天满大街粗制滥造，连白话文都写得让人看不明白的，所谓新思潮前沿之类的译本，历史沧桑人事之变令人思之黯然。

因为对“法律秘密主义”的不满扯到了一个典故，惜哉剑术疏，无法记诵原文，只好紧急翻书查找……牢骚发完顺便复习复习《左传》，结果发现23年后，又有一个激烈反对公开法律的人，而且还是我一向崇敬的圣人！这下可把我吓得不轻：“怎么孔子也跟羊舌肸（叔向）一个鼻孔出气，反对起铸刑鼎来了呢？”

查找了网上关于这段史实的资料与评论，大抵是老调重弹的说什么没落贵族之类的讥讽之词，倒也不是为尊者讳，而是我觉得一个伟大思想家，固然可能限于时代的关系，而在具体施政做法上有所出入，但是所谓“大德不逾闲”还是有道理的，从孔子的整体思想来看，单纯为了“具体的礼”或“贵族特权”是不可能那样的（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啊！）。终于法学之事还是专家说的透彻深入，让我给找到一篇令人信服的好文章：〈孔子反对铸刑鼎的宪政涵义〉，特地推荐过往朋友们抽空都读读。

这个实例再次说明了古书难读的原因，今人往往以今天的想法跟现实来揣度古人，于是总不免出现厚诬先贤的情况，这还是好的，只是诠释上的问题，学养上的瑕疵罢了！甚至有强古人之意以为我用的情形，几年前在书摊上淘得一书曰：《〈论语〉批注》，作者号称是“北京大学一九七零级工农兵学员”，开头几页都是革命导师的格言教诲，接着看它的“批注”实在令人忍俊不住，姑举一例以明之，在学而开篇解说批判“学而实习之，不亦说乎”时是这样说的：“（这）是叫他的门徒专心致志地学习礼乐诗书，把自己训练成复辟奴隶制的帮凶。”；而对“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则是这样解说的：“（这）是要他们拉拢来自远方的反革命党羽，扩大反革命组织。”……真是够了，要是这样子的读古书，还不如别读呢！

十天前我曾经计划上曲阜参加祭孔大典，据说今年首次国际联合举办祭孔，就是看看八佾舞的热闹也挺有意思的，可惜敲定行程的时间有点晚了，买不到车票也定不到酒店只好作罢！怀着一丝丝遗憾的心情在家看转播之后，倒庆幸起自己没有去凑那个趣了，套句相声演员的话：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不过，这也难怪，看看主办成员的构成就明白了，好容易拉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可国内都是些什么单位啊！最高级别的是“国家旅游局”。换句话说，人家是教育科学文化出面，咱们则是所谓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出发点不同，要求效果自然不一样。区区如我辈者希冀看到麦加或耶路撒冷朝圣那样的场景，根本就是缘木求鱼。

批林批孔也是他，联合祭孔也是他，政治经济牵扯的跟真正的孔子无关，但是却显示了国人对待过去、面对历史时的态度：“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这样的意识在，无怪乎文化虚无主义盛行了！也因为这样的轻佻的心态，先师先贤都是可以利用的，都是没有任何庄严跟敬意意味的词而已，所以厚诬扭曲古人又怎么啦？

话说到此，要帮胡适先生辨冤白谤一下，上面那句历史可以任意解释的话实在不可能是胡先生说的，可是我看到好多人动辄胡适说过如何如何云云，这已经不是语境时空或者扩大解释的问题，而是人云亦云的糊涂虫问题了，就跟前述讲到夫子之道一样，谁都知道胡先生一生主张的就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严谨治学态度，他怎么可能会这样说呢？

我想读过著名太平天国史家罗尔纲先生所写《师门五年记》的人，应该都会对那个著名的故事印象深刻：罗先生在1936年发表了《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一文，该文引申清人郭嵩焘的话，所谓“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庸人务利，宋人务名；元人务利，明人务名”，认为清代士大夫好利是由于清初朝廷的有意提倡。此文遭到他的老师胡适的严肃批评，胡适怎么说的？因为原信不算长可是却很能代表胡先生的治学精神，这里全文引用：

尔纲：

我在《史学》(《中央日报》)第十一期上看见你的《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很想写几句话给你。

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他人是旧式文人，可以“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一类的胡说，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西汉务利，有何根据？东汉务名，有何根据?前人但见东汉有党锢清议等风气，就妄下断语，以为东汉重气节。然卖官鬻爵之制，东汉何尝没有？“铜臭”之故事，岂就忘之？

名利之求，何代无之？后世无人作《货殖传》，然岂可就说后代无陶朱猗顿了吗?西汉无太学清议，唐与元亦无太学党锢，然岂可谓西汉唐元之人不务名耶？要知杨继盛、高攀龙诸人固然是士大夫，严嵩、严世蕃、董其昌诸人以及那无数歌颂魏忠贤的人，独非“士大夫”乎？

我们不能说东林代表明代士大夫，而魏忠贤门下的无数干儿子孙子就不代表士大夫了。

明代官绅之贪污，稍治史者多知之。贫士一旦中进士，则奸人猾吏纷纷来投靠、土地田宅皆可包庇抗税，“士大夫”恬然视为故常，不以为怪，务利固不自清代始也。

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因此写文章一定要慎重，发表文章就更加不能轻率。

　　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又在《益世报·史学》二十九期见“幼梧”之《金石萃编唐碑补订偶记》，似是你作的?此种文字可以作，作此种文字就是训练。

　　偶尔冲动，哓哓至几百字，幸勿见怪。

看了这封信之后，再综合对胡适一生的印象，我相信只要有点怀疑精神的人，都该对这个话产生出处的疑问才是，然而事实却非如此，直到今天还是传诵一时，都说是胡先生说的。（还真是“胡说”啊！）

我在北京日报上看到谢泳先生有文章曰：〈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没说过此话〉，考证得极为清楚明白了，但是仍然有人拿这话来批判胡先生，跟唐吉诃德似的认定风车就是“不法的巨人”，非要拿长矛刺杀不可呢！看到这类的文字你除了哭笑不得，不然又能怎么样？

近年来流行一句话叫：“性格决定命运”，其实态度也决定读书结果也。

昨天下午花了老半天时间贴文章，因为微软老是提示：“此项包含禁止的语言。请从此项删除禁止的语言。”……为此我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咨询适好在线的朋友小孟意见，他提示我是否文中出现◎◎功之类的东西，我答：“没有啊！只是对社会现象作文化感慨而已。”，于是把文字发给他帮忙把关瞧瞧问题何在！老弟推测可能是“自由”这个词有问题，我不甘心的回嘴：“怎么可能？这叫人怎么写东西啊？网上多得是讨论自由的文字，鲁迅还有《伪自由书》的著作呢！”

说归说，还是得想办法啊！虽然不是什么呕心沥血的高文典章，毕竟也是花了时间精神写的感想，原打算持续写写字，半强迫的令自己存留一些读书思考记录，现在可好，怎么也贴不上，可恶的是系统只告诉你有禁止语言，却不告诉你那个地方有问题，实在气死人也。

这里跟微软喊喊话（估计没有人理我，权当发发牢骚吧）：“我非常愿意遵守国家法律，也愿意配合所有网上发表文字的规定，但是你们系统是否可以更文明一点，就像在你们的Hotmail注册新的ID时那样，有个检测提示功能，告诉我这个名字有人用过了，建议用别的，是否系统可以告诉我具体这个词或那个词是禁止语言呢？”

不知道那个字或词是所谓“禁止的语言”的情况下，要在长达一两千字的文章中抓瞎般找岀它来，真是极为棘手费事麻烦的，咱又不是故意犯禁忌的，不教而杀之除了不符合古训之外，也实在违反现代法治的精神啊！

在一次次摸黑试错中，突然想起《左传》中的那个叔向来，他怎么说的来着：“……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徵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昭公六年三月）用孔颖达的话来说就是只有“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才能够达到“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的境界！难道微软是这样的想法吗？可那是两千多年前耶，而微软是新世纪的科技代表，不…会…吧？

作为一个网络服务提供者，用户其实是类似消费者的合同关系，而“明示”违约条件是很重要的，现在法律界公认的是“罪刑法定主义”（Nullapoena sine lege），如果不是看在这个空间是免费的情况下，官司恐怕要打不完了，现在家电产品都还要求“明示担保”呢！

写这篇文字时，搜索了一下网页，这才赫然发现跟我一样为此恼火的人还不少，国内大名鼎鼎的天涯博客上有人怒气冲冲的发文质问，我想这确实是个问题，网络服务提供者应该正视一下这个情况尽快改善为是，否则国人法治观念日趋完善，早晚会遇到善良、无过失乙方控告甲方情况的，勿谓言之不豫，姑且拭目以待矣。

那么，最后找出原因了吗？呵呵…那是自然，原因果然出在“自由”身上，不过，正文有它没关系，就是标题不能有，于是原来的〈李宇春与自由的闲想〉变成了〈从李宇春想去...〉，换句话说，可以卖狗肉，可是不能挂狗头，至于羊头嘛，还行！呵呵，一笑。

昨日在网上看到有人评论说道：何以大家会对李宇春登上时代周刊封面之事争论不休…

我第一次知道李宇春这个人以及争论，是在暑期初期七月的一个静谧早晨，某个经常去逛的新闻评论BLOG上辗转发现的。当时主人自陈不避沙文主义嫌疑，也要疾呼捍卫对女人的审美观，结果想不到引来大批支持与反对意见的热烈回应，我才知道有个叫做“超级女声”的电视节目正在变成全民运动般，成为中国最新的关注谈论焦点，而且不分男女老少尊卑贫富都为它疯狂！

“嘿，这可有意思！”当时我好奇得很，可是因为没法接收湖南卫视亲身感受一下，只能隔岸观火般的看着众声喧哗。

然而，随着时日的推进，我的MSN Messenger好友昵称开始改变，“玉米”、“盒饭”、“凉粉”…层出不穷，从开始的迷惑不解到最后的习以为常，我始终惊叹的是中国语言之灵活生动。

回到开头的那篇评论，个人认为那是完全的废话，我在中央台的东方时空看到过，连拿出自己的钱来造桥铺路这样的善举都有人反对呢，况且是互相对立的偶像拥趸呢？

不过，从那篇文章里给出的链接，我也看到了时代周刊的原文。平心而论，就是行文简洁内容丰富的新闻稿而已，观点也不出网上早已议论许久的那些看法。我感到好奇的是“玉米”们（李宇春的歌迷）之反应，这真是绝好的文化现象分析材料。

按照常理来说，我们对于一个自己支持的本土偶像新秀，成为国际著名媒体评选的英雄人物代表，最可能的反应就是高兴欢呼。然而，从新浪新闻论坛的李宇春歌迷讨论来看，情况却非如此，大家首先也是开心，然后纷纷告诫不要再谈此事，还希望版主能够把相关的讨论都删除。

好像著名的吴思先生提出来的潜规则理论般，每个人都明白这样言论之后隐含的意思，所有玉米们都认同这样的提议跟做法是“为了她（李宇春）好”！

这真是特殊语境下的中国特色，歌迷们的联想力以及接连而来的自律行为，让我想起不久前在北大演讲的李敖说的“内心解放跟自由”来。

反求诸己是中国的老话，看起来似乎很消极，但是换个角度来看，那却是对自己的积极。这百年来的中国，最不缺的就是对别人积极的自由了，把柏林（Isaiah Berlin）的两种自由理论反过来看也是很有意思的。

从字面上来看，自由也者，自己由着自己也。我们看古诗﹤孔雀东南飞﹥中那个可恶的阿母说“举动自专由”，大抵就是这个意思，在读其后的那句“汝岂得自由”意义就更显豁了。看来自由一开始就是关乎个人的事，是伯林的“消极自由”也，无需作什么文献检索，直观上我们也知道中国的道家老庄之主张，就是这类思想的代表。

然而，当吾人在现实上看到的歌迷反应却不得不为之失笑，消极自由还不够消极呢，积极的消极（我知道这个词有点怪），那才是消极自由，那是积极的配合潜规则来消极的一种自由，古来消极避世隐者岂能比肩欤？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虽然歌迷朋友们原意是为了别的自由，可是这样积极的消极客观上却是在取消“消极自由”呢？

反过来说，亦即消极自由对个人而言，其实确实积极的。